马春光 | 加速时代的时间体验与诗学呈现
本帖最后由 吴伟平 于 2021-10-19 00:15 编辑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作者马春光，文学博士，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加速时代的时间体验与诗学呈现——以中国新诗中的“钟表”为中心 马春光
[摘 要：机械钟表在现代中国的广泛普及，预示着严格遵循钟表时间的加速时代的到来。中国新诗围绕钟表展开了丰富的书写：“机械钟”取代“自然钟”成为现代诗时间表述的基本词汇，改变了中国诗歌的语言机制和诗性思维；钟表加剧了现代人的时间焦虑，成为乡土中国与都市文明冲突的表征；面对钟表时间筑造的时间暴政，现代诗人进行艺术化反思与象征性拆解，召唤多元时间秩序的重建。“散发芳香的时钟”是现代诗人对钟表时间的诗意营造，暗含着对历史现实的反思和对生存远景的寄托。[关键词：钟表；时间体验；加速；都市文明；多元时间
1601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将一种精巧的西洋钟型计时器引入明代宫廷，“自鸣钟”发出报时的钟声，这是“现代计时器在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决定性的鸣响”。在清代，钟表作为一种昂贵的礼品在宫廷和上层社会流通，19世纪中叶以后钟表开始在社会中广泛流通。伴随着钟表计时准确性的提升，“20世纪之后，钟表制作渐趋实用，钟表进口激增，消费人群也有所增加。除了时钟之外，小型的手表、怀表也开始流行”。钟表进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不仅仅是时间的表征者，更是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交相碰撞，成为认识现代中国文化变迁和思想流变的重要线索。“将时间和时钟放到了偶像的位置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段可以研究人类怎样从自然时间的时代演变到一个钟表时代的历史。”当钟表代替自然成为“时间的立法者”，它所滋生的效率化、价值化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人形成了一种严格的制约。钟表制造了分秒的概念，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语言，现代诗人以异常敏锐的艺术触角，洞悉钟表对日常生活的冲击，并对其影响下的文化冲突与精神生态展开丰富抒写。相应地，“时钟”“钟表”作为一个意象，在中国新诗中获得了丰富的表达。从“钟表”意象出发，对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展开论述，即希望沿着这一线索洞察现代诗人怎样从艺术的角度对现代时间进行书写、反思，透视“钟表意象所蕴含的深刻的现代寓意”，发掘历史深处的生存景观。
当钟表代替自然成为“时间的立法者”，它所滋生的效率化、价值化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人形成了一种严格的制约。
一、从“自然钟”到“机械钟” 钟表计时在现代中国的普及植根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型期语境，裹挟了丰富而驳杂的历史信息与生存体验。“随着‘天下’格局和‘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被彻底打破，可以用固定格式（比如律诗、绝句和词）进行书写的情感、可以用有限词汇进行吸纳和包裹的经验被强行修改，和‘天下’格局、‘天干地支’相匹配的格律化、古风化的情感和经验，也开始大幅度隐退；而新的经验和面对新经验产生的新的灵魂反应，却开始大规模出现。”钟表计时带来的现代时间体验即是这“新经验”的一种，但它在诗歌中的映现，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诗界革命”时期，志在改良古典诗歌的先驱者们就在诗歌中“以钟表代替了鼓、漏”，但“几个新名词的调弄，并没能给旧诗以新的生命力量”。钟表及其生产的分、秒概念在诗歌中浑然天成地出现，是在“五四”之后的新诗中。“作为一项技术，钟表是一种机器，它按照装配线模式生产统一的秒、分、时等单位。”由于钟表计时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钟表生产的分、秒等时间单位进入现代人的日常词汇，成为现代诗表述时间的基本词汇，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诗歌的语言机制和诗性思维。我知道了，/时间呵！/你正一分一分的，/消磨我青年的光阴！（冰心《繁星·九四》）今天十二个钟头，/是我十二个客人，/每一个来了，又走了，/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林徽因《一天》)在今夜，只要你那瞳孔/缩成一条线啊，在今夜/只要古铜镂花的旧钟/时针，分针与秒针/也叠成一条线，齐指着/罗马字“XII”/今夜便完了/度过了一年（陈迩冬《猫》）这几首诗对时间的感知与书写都是以“钟表”为依据的，在一天、一年、青春等时间逝去的感喟中，诗歌思维的语言肉身以“钟表时间”为基质。“把时间切割成小时乃至分秒的行为，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计量时间方法的变革，而是同效率这样的最突出的现代性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钟表改变了诗歌的文本肉身，新的表达方式反应了人们时间感知方式的现代转变，并撬动了现代诗抒情与审美样式的转变。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钟声”是一个饱含象征意蕴的意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钟声总与祭祀、庆典、战争、集会等重大集体活动联系在一起，也与个人的宗教活动或宗教仪式（如出家和做礼拜）密切相关，这就使它在时间之流中形成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刻度’或‘区间’，使它所展示的时间成为一种情感体验极强、精神密度极大的‘精神时间’，使它本身区别于日常经验和世俗经验，而具有了一种超越的审美（宗教）品格。钟声能使人在与它沟通的刹那间超越自我，与生命的形而上价值维系在一起。”在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进入化境的唐诗中，“钟声”的“时间意义是对钟声指时意义的继承，更是艺术的超越”。钟声的“审美超越”是审美主体以钟声为媒介、对现实时间（世界）的精神超越，这种诗学传统在穆木天《苍白的钟声》、徐志摩《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中得以传承，并衍化为传达现代孤独情绪的中介物。而在闻一多的诗中，钟声更多地与日常经验和世俗经验联系起来，成为日常时间中生命焦虑的来源，其审美思维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此刻时间望我尽笑，/我便合掌向他祈祷：“赐我无尽期！”/可怕！那笑还是冷笑；/哪里？他把眉尖锁起，居然生了气。/“地得！地得！”听那壁上的钟声，/果同快马狂蹄一般地奔腾。（闻一多《时间底教训》）那如“快马狂蹄一般地奔腾”的“钟声”已不再是古典诗歌中包孕丰富文化气息的钟声，它是时间的使者，是时间流逝、催促的声音。时间发出了急迫有力的声音，强化了现代人的时间体验。“赐我无尽期”暗示了对“无时间”的永恒世界之向往，然而，“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相应地，“永恒的世界已经从现代作家的视界里消失了”。闻一多以戏剧化的情境宣告了永恒世界的逝去，同时宣告了一个由钟表控制、以时间加速为特征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钟声》一诗中，“钟声”传达的“加速”时间体验再次出现：“钟声报得这样急──/时间之海底记水标哦!”不管是《时间底教训》中“同快马狂蹄一般地奔腾”，还是《钟声》中“报得这样急”，闻一多笔下的“钟声”都给人一种时间的加速感和紧张感，“钟声”意象在闻一多的诗中发生了显著的意义拓展，闻一多敏锐地传达了现代社会中的典型时间经验，预言了一个技术主宰的加速时代的到来。钟声失去了“超越的审美（宗教）品格”，而日益成为“现代时间暴政”的表现形式。“时间已经被技术从生命中剥离出来，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主宰者，谁也无法逃离它的控制。”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时间“真正成为人类敏感的神经，给人以紧张和尖锐的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开始正视千百年来无需正视的时间”。闻一多的“时间敏感”以及他富有激情的诗歌抒写，在彰显敏锐的现代意识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新诗获得了表达、质询现代时间的艺术能力。现代钟表的普及，使“钟声”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显著的功能迁移，人们对“钟声”的审美感知方式发生显著变化。钟声由此建立了与日常时间的联系，成为现代人日常时间感知的基本依据。徐志摩的《我等候你》将钟声与等待恋人的焦灼、沮丧心情联系在一起：钟上的针不断地比着/玄妙的手势，像是指点，/像是同情，像是嘲讽，/每一次到点的打动，我听来是/我自己的心的/活埋的丧钟。（徐志摩《我等候你》）与古典诗歌中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爱情书写截然不同，徐志摩的诗更直接、更显豁地对抒情主体的绝望心情展开书写，这在某种意义上源于抒情主体的时间感知方式，以及由此激发的现代情感体验。“手势”和“打动”赋予时间以形状和声音，抒情主体暂时与自然世界隔绝，陷入了现代钟表时间的泥淖。“丧钟”是一种心理时间，物理意义上的“钟”与心理的“钟”在焦急的等待中取得了共鸣，“丧钟”暗示了“内心时间”的幻灭体验。徐志摩诗歌中的“钟表时间”加剧了恋人等待中的沮丧心情，而在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中，“钟表时间”则言说了爱情的欢愉：“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耳坠子一般的悬着/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钟表时间一旦开启，就会无所不在地渗透在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等你，在雨中》一诗的前半部分，抒情主体获得的是“瞬间，永恒”式的爱情沉浸时间体验，是一个消弭了物理时间的爱情世界。而在诗歌的结尾，“瑞士表”将充满古典气息的爱情氛围拉回当下，赋予男女相约一个准确的时间。余光中对这一意象的引入，使这首诗获得了坚实的现代感。这也暗示出，尽管诗歌中男女爱情的情愫是古典化的，但其最终的落脚点是现代时间语境。在某种意义上，余光中的这首诗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式隐喻，诗歌中大量的古典元素最终诉诸现代语境和现代经验，余光中的诗学探索正暗示了钟表时间渗透过程中人们时间感知的悄然变化。这种变化被当代诗人于坚以更显豁的方式写出：人们同样地感受着黄昏这个词不是来自森林的缝隙或阳光的移动/而是来自晚报和时针从前人们判断黄昏是根据金色池塘现在/这个词已成为古代汉语人们只说：这是吃晚餐的时间七点钟见先生（于坚《在钟楼上》）“黄昏”折射出人们通过日月光影等自然因素对时间的感知与命名，而现代以来，“日月的运行渐渐地退隐于已调节好的时钟背后，不再充当时间缔造者的角色”。钟表的广泛普及使时间从自然中抽离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和体验。于坚深刻地指出，人们对于黄昏（以及更普遍化的时间）的感知是借助于钟表这一“中介”获得的，“时间因此对现代中国人不再具有直接性。他们倾向于朝钟表要时间，但更主要是向钟表求证时间”。在余光中和于坚的诗歌中，“七点钟”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钟表”对时间的精细化区分强化了人们的时间感知，悖离了传统和谐的天人关系，人们在钟表的权威下生活，疏于对外部自然的感知，造成现代灵魂的疲惫。“永动的钟表时间”造成的疲惫感与“自然时间”的疏离造成的缺失感，构成现代人痛楚时间体验的两极。
闻一多、徐志摩、余光中、于坚
二、“钟表”：乡土中国与都市文明的冲突 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指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作为现代文明的原发动力，钟表在现代中国的普及，伴随着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渗透以及现代时间制度的建立，乡土经验与都市文明的博弈是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是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一群敏感多思、孤独寂寞的青年，他们将关注的视角聚焦在钟表上，即是对现代个体生命经验的独特表达，更多地指向传统乡土经验与现代都市经验的碰撞与融合。在“现代派”诗人刘振典的笔下，“表”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表达对象。我们能有只知心的表，/总够得上睥睨万有了。/因为它的铁手在宇宙的哑弦上/弹出了没有声音的声音。//……//想我们的远祖怕也未曾梦见，/沉默的时间会发出声音，语言，/且还可以辨出它的脚迹跫然。/在孤寂的人世间孤寂的时间，/你不是渴念着伊人温柔的絮语？/那末，快走进钟表店，/找只表来做温柔而孤寂的旅伴。/它会为你作生命的赞辞，/它会为你作死亡的挽诗，/总之，让它来絮语寂寞的生死。（刘振典《表》）刘振典首先传达了“表”带来的惊诧经验，这种经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成为古老中国现代转型的微观映现。在此基础上，刘振典写出了转型时代语境下的个体生存感受，“表”赋予时间以声音（听觉）和行迹（视觉），在这种崭新而惊诧的体验中，它成为诗人（孤寂之人）想象中的旅伴。“钟表”成为孤寂生命个体的灵魂旅伴，传达了现代派诗人置身如荒原一般的都市中的生存感受。这种思考与表达，在卞之琳的《寂寞》中得以延续：乡下的孩子怕寂寞，/枕头边养一只蝈蝈；/长大了在城里操劳/他买了一个夜明表。//小时候他常常羡艳/墓草做蝈蝈的家园；/如今他死了三小时，/夜明表还不曾休止。卞之琳的《寂寞》和刘振典的《表》形成了微妙的互文，蝈蝈和夜明表是在“乡下”与“城里”、“小时候”与“长大了”的时空对照中展开的。在日常时间层面，蝈蝈的鸣叫声暗示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无时间性”，而“夜明表”则象征着城市日常生活的精准时间要求。在生命时间层面，蝈蝈短暂的生命周期及墓草的家园暗示了传统观念中对生命、死亡的理解，“家园”赋予生命与死亡一种坚实的乡土生存实感；而夜明表在加速“乡下的孩子”死亡的同时，导致了家园的缺失。在夜明表的永恒跳动面前，人的生命时间何其短促。其生前死后都远离了“蝈蝈”所表征的乡土经验世界，现代时间异化了他的生命，并以冷漠的跳动放逐了其灵魂的家园。这首诗以“蝈蝈”和“夜明表”的微妙对比为基础，暗示了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卞之琳对“传统”“现代”的观察与思考，通过“戏剧化”的情境呈现出来，在科学新知与乡土经验的错位中传达真切的生存感受：轮船向东方直航了一夜，/大摇大摆的拖着一条尾巴，/骄傲的请旅客对一对表——/“时间落后了，差一刻。”/说话的茶房大约是好胜的，/他也许还记得童心的失望——/从前院到后院和月亮赛跑。/这时候睡眼朦胧的多思者/想起在家乡认一夜的长途/于窗槛上一段蜗牛的银迹——/“可是这一夜却有二百浬？”（卞之琳《航海》）近代以来，轮船、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及日常生活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新式交通使人们开始确立科学的时间观念，开始从看天空转变为看钟表来确定时间，标准时间开始出现并逐步取代地方性时间。”卞之琳的《航海》就是在这一语境下对“时间”做出的智性思考与表达。轮船的“大摇大摆”与茶房的“骄傲”，隐隐传达了卞之琳对以轮船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批判、反讽的抒情姿态。接下来，卞之琳将目光聚焦于“茶房”和“多思者”的心理活动，虽然常年的航海生涯使“茶房”获得了严格的时间感，通晓并精于计算“时差”，但这些显然是溢出他的童年经验的，童年“从前院到后院和月亮赛跑”的经验是一种“天涯共此时”的时间感，“时间感”的巨大反差正是其“童心失望”的原因。对于“多思者”，“一夜二百里”的现代交通速度，与家乡夜晚蜗牛在窗槛上的一段银迹，同样形成强烈的经验反差。汪晖指出，现代中国是在“内陆力量”和“海洋力量”的博弈之间展开的，这其中伴随着两种时间经验的冲突。卞之琳的诗恰恰隐喻了时代转型期的时间体验，包蕴着丰富驳杂的时代经验和哲理思考。刘振典和卞之琳对于“表”的书写，深刻地思考了“新异之物”钟表带来的新的生活经验和生存图景。如果说刘振典、卞之琳是从个体的角度考察了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时间经验，那么上海的海关钟则带来整饬化的现代时间秩序。上海“海关钟”建成于1927年，它矗立在海关大楼的高大建筑顶部，宣示着时间的威严。写着罗马字的/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代表的十二个星；/绕着一圈齿轮。//夜夜的满月，立体的平面的机件。/贴在摩天楼的塔上的满月。/另一座摩天楼低俯下的都会的满月。//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知道了都会的满月的浮载的哲理，/知道了时刻之分，/明月与灯与钟的兼有了。（徐迟《都会的满月》）在古典诗歌中，月亮“作为一种物我两忘契合天机的神秘启示物”，是彰显中国艺术精神的经典意象，这在《春江花月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经典文本中得以呈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徐迟在一个满月的夜晚，看到了另一个“满月”——矗立在上海海关楼上日夜不息、灯光环绕的海关钟。现代都会与满月在象征的意义上指涉城市与乡土、现代与古典的诗歌经验的冲撞与融合。“夜夜的满月”是一个精彩的表达，在古典诗歌经验中，月亮的阴晴圆缺是一种常识，是我们人生经验的重要背景，而“夜夜的满月”则悖离了我们的基本经验，象征性地写出现代钟表时间对我们生活经验的改造，“海关钟”取代“明月”，成为现代生活的组织者与管理者。“满月”所包孕的时间循环特性以及它背后的文化内涵，被海关钟夜夜灯光环绕的钟面消解。钟表与月亮代表了古典/现代诗歌中时间表征的典型意象，这是古今时间经验/诗学经验转化在诗歌中的体现。都会的满月“浮载的哲理”，“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暗示了人的渺小和现代机械钟表对人的异化，人在时间的钟面上转动不止。“明月与灯与钟的兼有”，在表层的意义上指向西方文明与传统中国的融合，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则暗示了月亮的现代性替代物——“钟表”及时间的永在，“钟表因此成为最好的监视工具，因为它打破了人们通过自然和习惯而确立的原节奏”。在此基础上，徐迟以古典意象书写现代生存经验，曲折含蓄地传达了现代都市中的悖论化时间体验。在辛笛的《对照》中，罗马字指针化身为“时间的铁手”，它的强劲与固执让灵魂感到战栗：“罗马字的指针不曾静止/螺旋旋不尽刻板的轮回/昨夜卖夜报的街头/休息了的马达仍须响破这晨爽/在时间的跳板上/灵魂战栗了。”“刻板的轮回”是现代人时间焦虑感的物化体现，“海关钟不仅仅是都市代表性场景，同时奏响的是都市的内在节律。”辛笛写出了现代时间节奏对生命个体的强烈冲击，它使现代人置身漫无边际的灵魂荒原。如果说辛笛所表达现代时间焦虑隐现出诗人内心的强烈震颤，那么在诗人陈江帆那里，海关钟则无力唤起灵魂的战栗，而是带来一种普遍性的疲倦：当太阳爬过子午线，/海关钟是有一切人的疲倦的；/它沉长的声音向空中喷吐，/而入港的小汽船为它按奏拍节。//林荫道，苦力的小市集，/无表情的煤烟脸，睡着。/果铺的呼唤已缺少魅惑性了，/纵然招牌上绘着新到的葡萄。（陈江帆《海关钟》）这是“太阳爬过子午线”的上海午后，海关钟“沉长的声音”感染着这个城市的内在情绪。“在我们这个电力世纪里，机械时间控制的城市看上去像是梦游者和行尸走肉者汇聚的场所。”海关钟的声音暗示了疲倦、了无生气的午后场景，这同样是现代人灵魂的疲倦，海关钟成为现代人疲倦感的一种象征。
卞之琳、徐迟、辛笛
三、拆解钟表：对“多元时间”的召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告别革命化的历史语境之后，迎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日常化语境，“时间就是金钱”的信条催生了持续加速的时间节奏，钟表作为“时间暴政”的象征物而逐渐显露其狰狞的面目。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断加速，统一化、标准化的时间要求极大地束缚了现代人的生活，造成一种无法挣脱的“时间焦虑”。对“时间焦虑”的纾解，典型地体现在对机械时间的逃离与反抗，这在孟浪、于坚、西渡、洛夫等诗人那里体现为对“钟表”的质询与象征化拆解。孟浪《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处理了“金表”与“时间”的悖论：时间就是解放我们的那人！/他向着我们奔来/分给我们一些金表/一些，腕上的禁锢/一些，怀中秘密的秩序//我们是否接受了时间？/我回答了：是的/但我不接受那只金表/掉在地上的金表，碎了/像一团小小的泥块//金表，滴答滴答地走着/全不是时间！/我们怀着被解放的兴奋/在金表上目送时间的离去//我是否接受了时间？/我回答了：是的/他一直奔进了我的心里/我和他一齐，向解放奔去//时间已把金表散尽！/你们指着我的背影：那人/挥金如土，那人/已把我们抛弃//我回答了：是的/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金表”既指涉了钟表本身质地的贵重，更暗示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间观念，因而暗合了市场经济时代对金钱和效率的推崇。然而，在诗歌中，钟表是“腕上的禁锢”，“我们的手表的嘀嗒声是这么粗野，跳动得这么机械，使得我们再也没有足够敏锐的耳朵可以听见时间的流逝”。而时间本身则释放他的“解放”功能，正是在“禁锢”与“解放”的对立关系中，孟浪警醒地捕捉到新的时代语境所分泌的异化机制，而试图挣脱并重获对时间的多元理解。于坚说，“有闲阶级手腕上的表走着的只有枯燥的罗马数字，没有气味色彩光线变化的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摆脱“钟表时间”，去面对丰富多彩的“自然时间”和“精神时间”。于坚置身于边地云南的苍郁自然中，以“自然时间”悄无声息地否定“钟表时间”。在大理州/世界由落日统治另一只钟/也栖息在落日底下在基督教会的钟楼上/被二十四个数字锁定它在一个世纪前被传教士们/在十字架上吊起来已经生锈像一块陈年的腊肉/它只能征服几百个教徒的耳朵在同一时刻/当时针指着罗马一只鹰从青碧溪起飞/另一只在马龙峰落下同一时刻/世界死去活来变幻无常谁能测度/一只秃鹫越过苍茫落在岩石上的时刻？/模仿着圆但钟从未能取代落日/牧师是南诏的后代他总是在日落时分/在更伟大的时刻中迷失忘记了敲钟（于坚《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巅峰之上退去》）对“数字化时间”的不屑，究其实是对现代时间的拒绝，于坚的表述与孟浪的《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在情感态度上是相似的。在于坚那里，对“落日”这一自然神圣时刻的瞬时体验，接通了人与自然、永恒的神秘联系，“更伟大的时刻”对“敲钟”的遮蔽，象征着自然与灵魂交合的神圣时间对钟表时间的放逐，凸显了“钟从未能取代落日”的“反现代性”命题。于坚是“现代性”的质疑者，他写出了拒绝“钟”的历史存在，在其背后是对现代的抗拒，对世界之神秘存在的体认。诗句中对现代机械时间的批判之情清晰可见，于坚不厌其烦地抵制着统一的机械时间，召唤一种“多元时间”的回归。如果说于坚和孟浪采用了正面的书写方式，那么西渡则选择了一个“旁观者”的戏剧化视角。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虚拟了一个特殊的观察视角：钟表匠，对钟表推动的“加速社会”进行反讽式书写。“钟表匠从事的手艺负责将现代意义上的时间效率观转化到城市的日常生活当中。”钟表匠包含着奇特的悖论：他以自身之慢引发世界之快，诗歌中的“她”从童年之慢不断加速，直到“死于速度的自我耗竭”——作为旁观者的我，则构成对时代之快的一种反思。“但为什么人们总是要求我为他们的/时间加速？为什么从没人要求慢一点？”这首诗所关涉的时间点从我“红色的童年”到“她的死去”，都是在“快”与“慢”的摩擦与碰撞中进行的。诗人敏锐地捕捉日常生活的微妙变化，在这背后，是“现代性”的突飞猛进，而“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西渡诗歌以回忆的形式洞悉当代生活图景，表达历史加速中的个体生存实感，戳中了我们当下生存的痛点。与西渡不同，洛夫在其长诗《漂木》中直面“钟表”，并与之展开一场“惨烈的搏斗”。《漂木》反复出现的“钟表”及相关时间意象，在一种充满紧张感的语境中诉诸了现代人在时间面前的焦灼不安：“钟表把时间切割得哼哼唧唧。”（《漂木·瓶中书札之四：致诸神》）“钟表”作为现代时间的具体象征物，统摄了现代人生活的“时间秩序”。洛夫诗歌中“钟表”对时间的“切割”，暗示了现代人所面对的“碎片化时间”困境及灵魂的焦灼。“时间的绞肉机/割裂着街上盲乱的灵魂”（《漂木·第一章》），这是现代语境中“时间之伤”的根源。“钟表”作为机械之物，是一个冷冰冰的“时间统治者”，它的无处不在暗示了“机械时间”对“人性时间”的扼杀。在《致时间》的最后几节，诗人试图在诗歌中以拆除时钟的方式反抗时间：“好累啊/秒针追逐分针/分针追逐时间/时间追逐一个巨大的寂灭/半夜，一只老鼠踢翻了堂屋的油灯”（《致时间·50》）“我一气之下把时钟拆成一堆零件/血肉模糊，一股时间的腥味/嘘！你可曾听到/皮肤底下仍响着/零星的嘀嗒”（《致时间·51》）“于是我再恨恨踩上几脚/不动了，好像真的死了/一只苍鹰在上空盘旋/而俯身向我/且躲进我的骨头里继续嘀嗒，嘀嗒……”（《致时间·52》）将“钟表”形象化、人格化，是洛夫诗歌的突出艺术特征，通过对钟表的反抗与象征性摧毁，潜意识中对时间的“畏”与“累”得以释放。洛夫深刻地写出了现代人被钟表异化的时间经验，“拆解钟表”因而成为现代人对抗时间焦虑的象征化行为。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将父亲留给他的手表摔碎，以纾解自己的时间焦虑。“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卡塔卡塔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让时间活过来，就是突破“机械时间”的限制，强调“精神时间”的重要性和价值，这无疑是摆脱“钟表”暴政、走出“时间焦虑”的有效途径。现代人承受着钟表时间带来的压迫感，“不断地尝试打破时钟”，但不管是《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自杀，还是《致时间》中“在我的骨头里滴答”的时间，都暗示了时间的不可毁灭。即便生命主体消弭了外在的时间刻度，嘀嗒声已经内化在我们的身体机能中。针对“时钟”本身的探寻与反抗，注定是失败的，这是一种无法治疗的“时间之伤”。在这个意义上，洛夫的诗歌挖掘现代人的深层生存景观，并表现了共同的人类生存困境。
洛夫、西渡
结语：“散发芳香的时钟”如何可能？ 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诗歌对时间的抒写是人类时间体验与想象的重要呈现。在《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中，“钟表匠”在记忆的时间隧道中寻找一种“慢”：“为什么世界不能再慢一点？我夜夜梦见/分针和秒针迈着芳香的节奏，应和着/一个小学女生的呼吸和心跳。”“慢”在诗歌中体现为一种与生命（呼吸和心跳）高度契合的“芳香的节奏”，它企图挣脱加速时代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在《时间的味道》一书中，德国文化理论家韩炳哲充满诗意地描述了古老中国的一种“散发芳香的时钟”，“香印确实是在散发着芳香。熏香之芳香使时间的芳香强烈起来。这一中国时钟的精巧之处就在此中”。生活在现代机械钟表管控的时间制度中的现代人，对“从前慢”式的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散发芳香的时钟”因此成为寄托人们“时间遥想”的象征意象。
日内瓦鲜花时钟
生活在现代机械钟表管控的时间制度中的现代人，对“从前慢”式的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散发芳香的时钟”因此成为寄托人们“时间遥想”的象征意象。 概而言之，钟表将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灵“格式化”为整齐划一的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向前越发带来一种“封闭感”。“时间的划分越来越细，生命的展开被打上越来越细密的刻度，这一刻度只不过丈量出人生命资源的匮乏，彰显出人生命的压力。时间成了一道厚厚的屏障，遮挡着生命的光亮。”面对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时间节奏和不断加剧的时间焦虑，中国新诗在用语言深刻指认、揭示它们的同时，试图以诗歌的方式来抵抗“时间之快”，缓解“时间焦虑”。现代诗人对钟表展开的多向度抒写，为我们认识特定时代生存中的时间图景与精神生态提供了“诗的见证”，同时也彰显了他们挣脱机械时间、寻求超越的精神动向。如何更深地揭示历史中“钟表”的文化意蕴，如何在对“钟表”的审美建构中纾解人们的时间焦虑，在人与时间的古老关系中发掘我们时代深刻而独特的时间主题，则考验着今天和未来的诗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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