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喜欢在京沪铁路的路基下游荡,一列列火车准时在我的视线里出现。午后一点钟左右,从上海开往三棵树的列车来了,我看着车窗下方的那块白色的旅程标志牌:上海——三棵树,开始想象三棵树的景色:是北方的一个小火车站,还是就是树了,三棵树,是挺立在原野上的三棵树,很高很挺拔。我想象过树的绿色冠盖和褐色树干,却没有确定树的名字,所以我不知道三棵树是什么树。 树令我怅惘。我一生都在重复这种令人怅惘的生活方式:与树擦肩而过。我没有树。我从小到大在一条狭窄局促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从来没有爬树掏鸟蛋的经历。 我种过树。我曾经移栽了一棵苦楝的树苗,是从附近的工厂里挖来的,我把它种在一只花盆里——不是我的错误,我知道树与花草不同,花入土,树入地,可我无法把树苗栽到地上——是我家地面的错误。天井、居室、后门石埠,不是水溪就是石板,它们欢迎我的鞋子、我的箱子、我的椅子,却拒绝接受一棵如此幼小的苦楝树苗。我只能把小树种在花盆里。我把它安置在临河的石埠上。从春天到夏天,它没有动窝,但却长出了一片片新的叶子。我知道它有多少叶子。 后来冬天来了,河边风大,它在风中颤动,就像一个哭泣的孩子,我以为它在向我请求着阳光和温暖,我把花盆移到了窗台上,那是我家在冬天惟一的阳光灿烂的地方。就像一次误杀亲子的戏剧性安排,紧接着我和我的树苗遭遇了一夜狂风。狂风大作的时候我在温暖的室内,却不会想到风是如何污辱我和我的树苗的——它把我的树从窗台上抱起来,砸在河边石埠上,然后又把树苗从花盆里拖出来,推向河水里,将一只破碎的花盆和一抔泥土留在岸上,留给我。 这是我对树的记忆之一。一个冬天的早晨,我站在河边向河水深处张望,依稀看见我的树在水中挣扎,挣扎了一会儿,我的树开始下沉,我依稀看见它在河底寻找泥土,摇曳着,颤动着,最后它安静了。我悲伤地意识到我的树到家了,我的树没有了。我的树一直找不到土地,风就冷酷地把我的树带到了水中,或许是我的树与众不同,它只能在河中生长。 我没有树。没有树是我的隐痛和缺憾。我的树在哪里?树不肯告诉我,我只能等待岁月来告诉我。 一九八八年对于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那年秋天我得到了自己的居所,是一栋年久失修的楼房的阁楼部分,我拿着钥匙去看房子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楼前的两棵树,你猜是什么树?两棵果树,一棵是石榴,一棵是枇杷!秋天午后的阳光照耀着两棵树,照耀着我一生得到的最重要的礼物,伴随我多年的不安和惆怅烟消云散,这个秋天的午后,一切都有了答案,我也有了树,我一下子有了两棵树,奇妙的是,那是两棵果树! 我是个幸运的人。两棵树弥合了我的整个世界的裂痕。尤其是那棵石榴,春夏之季的早晨,我打开窗子,石榴的树叶和火红的花朵扑面而来。树把鸟也带来了,鸟在我的窗台上留下了灰白色的粪便。树上的果子把过路的孩子引来了,孩子们爬到树上摘果子,树叶便沙沙地响起来。 整整七年,我在一座旧楼的阁楼上与树同眠,我与两棵树的相互注视渐渐变成单方面的凝视,是两棵树对我凝视。我有了树,便悄悄地忽略了树。树的胸怀永远是宽容和悲悯的。树不做任何背叛的决定,在长达七年的凝视下两棵树摸清了我的所有底细,包括我的隐私,但树不说,别人便不知道。树只是凝视着我。七年的时光做一次补偿是足够的了。窗外的两棵树后来有点疲惫了,我没有看出来,一场春雨轻易地把满树石榴花打落在地,我出门回家踩在石榴的花瓣上,对石榴的离情别意毫无察觉。我不知道,我的两棵树将结束它们的这次使命,七年过后,两棵树仍将离我而去。 城市建设的蓝图埋葬了许多人过去的居所,也埋葬了许多人的树。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推土机将一个名叫上乘阉的地方夷为平地,我的阁楼,我的石榴树和我的枇杷树消失在残垣瓦砾之中,七年一梦,那棵石榴,那棵枇杷,它们原来并不是我的树。 现在我的窗前没有树。我仍然没有树:树让我迷惑,我的树到底在哪里?我有过一棵石榴,一棵枇杷,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有三棵树,就像多年以前我心目中最遥远的火车站的名字,是三棵树,那还有一棵在哪里呢?我问我自己,然后我听见了回应,回应来自童年旧居旁的河水,我听见多年以前被狂风带走的苦楝树苗向我挥手示意说,我在这里,我在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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